提起陶希圣，就不得不提到轰动一时的“高陶事件”。就是在高宗武与陶希圣，追随汪精卫政府，到幡然醒悟，并且将汪精卫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公之于众，揭开了日本想要分割中国的阴谋。

虽然在一开始，陶希圣误入歧途，追随汪伪。

但到后来，他迷途知返，让众人也看清对汪伪政府的虚伪面孔，也算得上是一种将功折罪。

书生出生的陶希圣，即使是晚年回想起此事。也认为是一种遗憾。

满怀沧桑地道书生论政，论政仍是书生。

鸿儒硕学，为人师表

从陶希圣的前半生来看，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书生。

他从北大法学院毕业之后，1922年，又在安徽担任教员。而在1924时，他要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，在1927年，他又在上海大学、上海政法大学、东吴大学教授法学与政治学。

在1927，他又赴复旦大学、暨南大学、中国公学、中央大学等著名学府教学。

在1931年，也就是最开始抗战时期，战火还没有烧到东南地区。陶希圣受到母校北大招聘，前往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、中国社会史。

在这华丽的履历中，不难看出陶希圣扎实的学术功底。尤其是在法学与政治学上有过人之处，否则他也不可能在如此顶尖的学府里，接连任教。

陶希圣并不满一个高级教书先生的头衔，他的目光转向了更为长远的著书立传。在1931年时，陶著书《中国社会现象拾零》。

对法学政治的钻研、崇高的学术地位，也让他成为了学术界炙手可热的人才。

当学术到达一定高度时，陶希圣对于政治的目光也犀利起来。

在1935年1月，他与十位教授还发表过要使中国的政治、社会、思想都能抬头，就必须从事中国本位文化建设。

乍眼一看，这位慷慨激昂的教授，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眼光，都有着高瞻远瞩。这样一个正义凛然的人，实在让人难以相信，他会投奔汪精卫。

书生从政，一叶障目

作为一个学术界的大家，针砭时弊是常态，对抗战这件事来而言，陶希圣的态度十分悲观。

抗战前曾是北大教授的他，在七七事变后，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茶话会，后来又被选为国会参议员，从此弃学从政，踏入政坛。由于他的对抗战局势不明朗，他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追随了汪精卫的“和平运动”，陶希圣并不主战。

在此期间，他成为汪精卫的得力助手，为他出力不少，鞠躬尽瘁。尤其是在1938年12月19日，陶希圣追随汪精卫飞到安徽河内，这时的汪精卫已经酿成大错，而陶希圣因为与汪精卫的距离，一步步走向深渊。

那时候汪精卫就已经与日本勾结，沆瀣一气。汪精卫除了和日本联合，还公开响应日本首相对我国不利的声明，出卖中国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声讨与愤怒。

这一卖国行径，引起了国民党的高度重视，所以即便开除了汪精卫的职务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在刺杀汪精卫时，却误杀了曾仲鸣。

而陶希圣，当时作为汪精卫忠诚的追随者，也为汪精卫洗白，称“自抗战以来，汪先生本着一贯之精神与努力，求国家命脉之保存……主和为贵。”

执迷不悟的陶希圣，依然在为汪伪政府辩护。

直到后来，陶希圣确实发现日本与汪精卫有不妥之处，也因为汪精卫的小心谨慎，没有确凿的证据。

即使在他对日本的劝降政策有所觉悟，陶希圣感悟与汪精卫多年深厚的交情上，没有及时离去，在彷徨与争执中，他也继续参加汪日谈判，并且从香港来到了上海。

如果没有后面的事情，那么他便可能踏入深渊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千古罪人。

进退维谷，坚守不渝

在高陶事件后，陶希圣回忆道，“就好比喝了毒酒，我喝了一半，发现是毒酒，便停下了，而汪精卫发现这是毒酒，却一饮而尽。”

在上海那次汪日谈判中，陶希圣与高宗武终于深刻地认识到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。

无论如何，日本都会让这个求和成为绝对的投降。而求和只不过是一个幌子，灭亡中国才是日本目的所在。

在会议中，他们看到日本方面提出的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。其中，要求中国的一切权利包括主权、领土、交通、银行，日本都要毫无遗漏的掌握。一旦签下这样的丧国条约，那么就会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遗臭万年。

这样一个晴天霹雳，彻底地撕毁了尚在麻痹中的陶希圣。他和高宗武，都力劝汪精卫不能签下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。，此时的汪精卫，已经铁了心要当卖国贼。

知道上了贼船的陶希圣，甚至想用死亡来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又不甘心就此一了百了，他的每一封家书都蕴含着他沉甸甸的悔恨与自我折磨。

1939年12月30日，汪伪签订卖国密约这一天，尚有良知的高陶二人拒绝签字。阵营既然已成定局，但拒绝签字，是他们的底线，因为这是爱国最本质的坚持。

迷途知返，拆穿阴谋

不签字是否对于追随的信念有所怀疑？

这样反常的行为，实在让汪精卫等人耿耿于怀。于是，很快密谋，决定刺杀二人。

这样的情况下，双方也就撕破脸皮。陶希圣再也不会因汪精卫有所迟疑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逃离的货船。

第二天，抵达香港，最终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中揭露了汪精卫政府与日本密谋的一切，包括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的全文。同一天，重庆、昆明、上海以及国内许多报纸都转载了关于汪伪政府的详细报道。

对日本，以及汪伪政府丑恶嘴脸的无情披露，揭开了日本伪善的面纱，也让国内许多观望人清醒振作起来，坚定了人们抗日的决心。

而少数人批评高陶二人背信弃义，出卖了会议内容时，陶希圣与高宗武，义正言辞地表示，此举有违信用，但若是不曝光，将来千万同胞都将被践踏在日本的铁蹄之下。此情此景，如何能够不披露？

此后追随国民党，担任要职的陶希圣，回顾这段往事，依然懊恼当时的错误决定。这段历史已经落下帷幕，但陶希圣和高宗武悬崖勒马，最终破除日本阴谋的行为，被载入史册。

书生论政，的确容易沦为纸上谈兵，但也正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，书生理应背负精忠报国的碧血丹心。

文/枕猫